星期四, 11月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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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丨短评:百万之殇,美国疫情何以至此?

  (东西问)短评:百万之殇,美国疫情何以至此?

  中新社北京5月14日电 题:百万之殇,美国疫情何以至此?

  作者 崔白露

  当地时间5月12日,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,宣布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达100万。

  声明称:“我们必须铭记,必须对疫情保持警惕并竭尽全力挽救更多生命。”

 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2日,美国纽约时报广场降半旗致哀百万新冠逝者。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

  然而现实却不如人意。当前,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居全球首位,随着防控政策放松,近期全美新增确诊和住院人数激增。

  天文数字背后,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破碎的家庭。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,美国本具备抗击疫情的先天优势,但却最终引发人道主义灾难,不禁让人警醒和思考,美国疫情之殇何以至此?

  制度失灵和治理失序,是美国抗疫失败的体制根源。美国政治极化,民主制度沦为“否决政治”,两年多来民主、共和两党围绕戴口罩、打疫苗、居家令等议题对立攻讦。以3月拜登政府紧急向国会寻求的225亿美元抗疫救济金为例,经多轮讨价还价,拨款金额已被腰斩至100亿美元,近期两党却在移民政策上出现分歧,致使款项落实遥遥无期。由于无法凝聚共识,国家治理走向低效,一次次延误抗疫最佳时机。

  20世纪70、80年代起,美国走上“大市场、小政府”的发展模式,大力削减开支并将公共职能外包至私营机构,医疗体系开始背离公平普惠的初衷,走向私有化、商业化、垄断化道路。疫情中,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很快出现医院挤兑、资源不足、管理混乱等问题,而辉瑞、莫德纳、默克等大型医药机构却凭垄断地位套取巨额政府资金和商业利润。美国左翼学者诺姆·乔姆斯基一针见血指出:“我们将命运交托给了私人暴君——制药公司,而他们是对公众不负责任的公司。”

  当地时间2022年1月4日,美国纽约曼哈顿14街一处新冠病毒检测站为居民做检测。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

  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与贫富分化、种族主义等痼疾相互作用,加剧了社会不平等,并使弱势群体面临更大风险。数据统计,100万新冠死亡病例中约73万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,非洲裔、亚裔、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的死亡可能性是白人的1-2倍,贫困县的死亡率是富裕县的2-4倍……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·福奇表示:“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,公共卫生领域的不平等是重要原因。”

  价值失范,则是美国抗疫失败的思想根源。一方面,经济利益凌驾于生命权利的价值错位,使生命安全被轻视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目标,每当遭遇公共危机,受逐利性和短视性影响,选择牺牲公共利益换取经济利益。疫情中,美国政府不愿实施严格的封控措施,反复传递经济比人命重要、病毒并不危险等信息,一些政客甚至标榜优胜劣汰、适者生存的“社会达尔文主义”,造成社会对疫情的误读和轻视。当疫情防控被当作经济发展的障碍而非前提,任何防疫举措都显乏力。

  另一方面,个体本位思想和片面的人权观,塑造出消极的抗疫理念。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,人权往往与人身自由、政治自由画等号,而生命权与健康权的主体责任则由个体承担,无需国家积极维护。疫情期间,托克维尔笔下这种“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”的个人主义让很多人抗拒口罩令、居家令等防疫措施,而政府更以“不侵犯自由”为借口消极抗疫、推卸责任,致使疫情持续恶化。

  疫情远未结束。面对百万逝者,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学者阿梅什·阿达尔贾坦言:“死亡人数本不必这么高,疫情应对措施本可以做得更好。”(完)